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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源澄. 經學通論[M]. 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0年3月. ISBN 978-7-5617-7362-8
經學之「經」，以「常法」爲正解，不必求「經」字之本義。(1)
此全書中心之所在。李氏以經學爲常，故其於後頁更云：「而所謂經學者，惟漢儒之通經致用、宋明儒之義理之學足以當之。漢儒之學偏於政治，在吾先儒則以爲外王之學；宋儒偏於內心修養，在吾先儒則以爲內聖之學。」(5)其不言清儒者，以爲清儒但能通名物訓詁而已，非涉常道，故不得目爲經學矣。而此通經致用之漢儒，則屬今文學。李氏於《論經學流變》一節即言：「經學之所以成爲經學者，西漢今文學與宋之理學耳。若言注釋之功，則以清人爲最，而東漢古文學則其導夫先路者焉。」(24)此與蒙文通同調：「學至清世，然後有純工考據之漢學，此學術之衰也。」而廖平亦言：「前世爲類書者，散羣書於各類之中；清世爲義疏者，又散各類書於經句之下。」（蒙、廖說皆見蒙文通《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》，經學抉原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年8月:103-104. ISBN 7-208-06300-1 ）則李氏之說，本諸清今文家之言，而較廖、蒙爲平允。又，李氏云：「漢代去古未遠，又未有外來之影響，其變不巨，故漢儒可以服古入官，通經致用；宋代佛學輸入已久，教義已大明於時，故宋儒得出入二氏，反而求之六經，以中興儒學。今西人學術之來中國方且萌芽，吾人於固有學術有重新認識之必要，安敢望漢宋儒者之事乎？然此固經學將來之正路也。惟其如此，然後可以推陳出新，繼續前人文化。」(6)則其固念念不忘維持經學之經常矣！苦心孤詣，可嘆。若吾則視經學爲治小學之資糧，故清儒爲功甚巨，而通經致用、講求心學之輩，皆無足觀。
然吾人所謂經學者，漢代始有之學問也。(2)
吾國載籍分類，其最簡者莫過於四部，以其內容大別之，則理與事而已。於事則史，於理則子，雖史之中未嘗不言理，子之中未嘗不記事，從其多者，則一言理、一紀事耳。(2)
「記事」、「紀事」，原文如此。
夫經學者，史與子合流之學問，固非史學，亦非子學，而與子史皆有密切之關係，蓋起於晚周而成於漢代。(3)
佛學自漢輸入中國，漢末道教亦興，魏晉南北朝佛道皆盛，其時儒學雖微，尚足以抗，隋唐以後，佛法大盛，道教亦爲李唐國教，當時幾無謂儒學，宋儒欲中興儒學，不得不宏闡義理。(21)蓋宋儒自有《四書》而後經學足與佛、老相抗，宋以後言義理之學雖亦多方，要無出其外者也。(22)
而《易》、《禮》於斯時(虛案：魏晉南朝)獨盛者，以《易》與《老》、《莊》通流，爲玄學之宗，而南朝重門閥，禮爲南朝士大夫所業也。其時《論語》之學亦盛，由佛學入中國以後，孔子與佛學之比較，爲時人所欲知，故學者喜延求《論語》，皇侃《義疏》所存《論語》遺說，往往以佛義釋儒，雖爲學者所譏，而《論語》之見重此時，則由於此。(22-23)
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，文學即代經學而興，雖有明經一科，不逮進士遠甚，故經學盛於兩漢，南北朝尚有家法，其時佛學、文學雖盛，經學尚足與抗，自後則日就陵夷，清人始起而振之。夫清廷取士以朱學、以文章，而樸學猶盛者，則以社會之風尚爲多，亦猶古學之在東漢、理學之在宋世，皆不賴政府之提倡。然必有一二大師崛起於其間，然後能轉移一世之風尚。(23)
有今古文，有今古學。(25)
古今文者，若宋元刊本之與今世通行之本，所差在篇章之多寡，文字之異同，宋元刊本不能盡賢於通行之本，則古文亦不必盡優於今文。(25)
經學之爲經學，原以儒學納於經文之下而成，有經無說，亦不成其爲經學。故漢人重師說，先師所不傳，道亦不傳也。(28)
《周官》之於《禮經》，《左氏》之於《春秋》，非如《易》之有費氏古文、《書》之有孔氏古文也。其爲先秦舊書，雖有徵驗，而非漢初諸師所傳，非西漢人所謂經學。博士於《逸禮》、《逸書》尚拒之，何況於《周官》、《左氏》乎？(29)
今文明大義，古文重訓詁。(35))
愚以爲此條爲以下諸條之統帥。既重訓詁，則不能不兼通今古，並通數經，而其書亦因此爲富，其人亦因此多博通。
今文多專經，古文多兼經。(35)
今文守章句，古文富著述。(35)
今文多墨守，古文多兼通。(35)
今文多樸學之儒，古文多淵雅之士。(35,36)
蒙文通《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》，論清世考據之學，以爲「移說經之文以說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也可，移說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之文以說各經也亦可，經術之敝至此，則又何說哉」。（《經學抉原》p104）實則此正清儒繼承漢古文學淵雅處。
古文學爲後起之學術，古學家率先通今學，故東漢古文家皆混合今古，醇粹之古學，至魏晉始完成，蒙(虛案：文通)先生已嘗論之。以治學之態度言之，今學略於訓說文字，而古學則以訓說文字爲長。故通經致用，今學爲優；釋文正讀，古學爲最。鄭玄雖兼通今古之學，其治學純爲古學精神，況兼通今古，本東漢古文學者之通例。(36)
東漢古文之學與宋代經學之異，在乎求之於外與求之於內之不同。求之外者則文獻是徵，求之內者則義理是從。一爲史學，一爲心學。(43)
蒙文通《經學抉原》亦云：「自啖助、趙匡下及黃澤、趙汸，說經非無可取，洛、閔、姚江之學，直可建諸天地而不悖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然其以說經為餘事，於聖作賢述之本、師法條例之奧，即謂之未留意及之亦可也。」(蒙文通. 經學抉原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年8月:80-81. ISBN 7-208-06300-1)雖推崇宋學至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、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，亦不能不承認其「於聖作賢述之本、師法條例之奧，即謂之未留意及之亦可也」。
宋學之長，在能不爲成談所囿，弊乃在於以義理懸斷事實，捨實證而任心知耳。然北宋與南宋又異，北宋儒者大抵深通古義，猶能自成一家。南宋以後，學者於古義每不屑措意，元明之學風，實南宋開之，故南宋與元明爲一期也。此期學風在乎聖人之心，以說經學爲餘事，經學盛而經注衰也。南宋之學，以朱子集其大成，朱學之盛於南宋，求之北宋，無一人可以相比。朱子謂：「《五經正義》，《周禮》最好，《詩》、《禮記》次之，《書》、《易》爲下。」非於注疏用力甚深，何能爲此言乎？朱子注《論語》不刪重出之章，注《詩》亦存異文於注而不敢改字，猶是古人謹慎之意，獨於《大學》移文補傳，爲啓王柏《書疑》、《詩疑》之妄誕耳。(45)
及明《四書五經大全》出，則舉注疏而悉廢之，並《禮記》亦廢鄭注而用陳㵆，於是學者不復知有古義。論者謂明不如元，元不如宋，豈不信哉？(46)
清人所謂徵實者，乃徵之於故書，非徵之於實事。言書冊則漢爲近古，故漢學之興乃必然之事。其治學態度，專以注釋書冊，亦爲東漢古文學之態度，乾嘉之學實東漢古文之學也。(48)
今之所謂出土文獻者，亦孔壁古文之類也。
朱子注經，多異舊說，而爲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往往全錄鄭、賈之文，蓋徵實之學，不可以理推求，必須有所本也。(72)
陳蘭甫論讀《儀禮》之法，曰分節，曰繪圖，曰釋例，此三者，清儒已爲之，故唐人以《儀禮》爲難讀，張之洞反謂《三禮》之《儀禮》最易治，則所遇之時異也。(72,73)
《禮記》一書，與古史傳記諸子相通，不僅爲《儀禮》之附庸而已。(73)